humanme的博客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

仵希亮

      读李志刚的《基督教育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基督教队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中讲基督教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与基督教精神相融合的。许多基督教徒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牧师都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尽管国民革命当中有些人士反对基督教，孙中山还是表面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立场。后来，孙中山绝迹于教会礼拜，他强调的是，信奉耶酥不在于形式，而在精神，举凡束缚之礼制教义，不表赞同。此外，他认为各国教会，与基督精神相去甚远，致使他对教会却步。孙中山对于传统基督教信仰有自己的理解，被看作为本色化的表现。

    “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中所讲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倡“科学”与“民主”，有些人反对基督教，比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都从不同方面阐述反对基督教的观点。鲁迅反对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不能是西装革履的另一个玉皇大帝，与此同时也不能造就另一批教阀。他所做的阐述可谓入木三分 ，说的很在理。胡适讲基督教历史上有精彩的一面，这是它造的福；同时也有作的孽，这是糟粕。对此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要容忍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要了解基督教的历史，了解它的福与孽。针对社会当时对基督教的负面认识，基督教也在中国开始了本土化，当时有“基督教全国大会”进行了召开，针对争端的问题进行商讨。这种有关教会的自由探讨实为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带动影响。由此，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虽无基督教参与，但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潮对基督教影响深远，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地本土化以及后来演化为“三自”运动（注：此“三自运动”非今日“三自教会”）。

    对于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概念，本文的作者做了辩论，科学与民主和基督教是融通的，民主是基督教的主张，而科学则包括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基督教属于后面的层次。

    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是有关中山大学有个独立的岭南学院，以及最近所看SSCI检索的文章当中，中国每年几百篇文章当中，岭南大学收录文章所占的数目有一大比例。今天所看的另一篇文章“岭南大学之基督精神及其影响”便寻求了岭南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它是当年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它是传教士办理起来，教课模式，教育行政，建筑风格，管理体制，学校学风都是美国的模式。它所主张基督教精神，是基督教精神在学校当中的具体体现。后几经发展，大陆50年代，岭南大学并合并到中山大学。如今保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一支脉络，美国还有岭南大学的基金会，他们在大陆开放后，在广东成立广州岭南学院。

    我在想，当年的岭南大学的模式如今怎么不能在大陆恢复？如今中国许多人去西方接受西方的教育，与其出去花钱镀金，怎么不把西方的学校直接搬到中国来，让岭南精神重现？这样的方式不是能更好地学习西方吗？不用出国，国外的东西自然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有人会讲到教育主权的事，也涉及到国家的政体的未来根基。但如此讲来，比较一下，不算一部分人出国，目前中国所学不全部是西方的东西吗？教材用翻译本，好一点条件的学校更是延请海龟人员，直接是用西方教材。整个学术范式都是西方的标本。这些与把美国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搬到中国来有什么两样呢？

    本书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讲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的成立情况，这个客家教会推动了客家人向海外特别是向马来西亚的移民。同时在本文中也获得到香港即使同是基督教，也有不同门派，比如圣公会、伦敦会、礼贤会、遁道会、公理会、浸信会，但他们与客家教会共同组织了香港基督教联会（如今是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

    另一篇所讲广学会在出版界的历史发展，它在基督教文字翻译方面也是积极面对形势，进行本土化工作。从广学会的发展能看出中国基督教出版历史的过程。

    本书之末有台湾新闻局对于本书的评论（审查意见表），意见如同匿名评审，切中肯綮，对作者李志刚的写作很正面地进行了评价。从这些篇章的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是有信仰追求，所做研究比较踏实，很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不比现今的许多文章，花花草草的八股文很多，大多是数据造假，言之无物。

市场办合作社或是合作社办市场

仵希亮

晚上与CARD博士生扶玉枝聊天，我们谈及合作社，她前不久刚去了一趟金华调研合作社，昨天刚刚回来。今天我们谈论合作社对成员农户有多大带动作用时，我们不讲合作社是否对成员农户返利分红，我们就合作社与成员农户关系谈论起来，成员农户和合作社之间的关键主要看交易额，成员农户有多少农产品通过合作社销售出去。有些合作社从成员农户手中收些礼品果蔬，礼品果蔬市场份额比较小，成员农户所依托合作社销售不多少农产品。由此这便影响到农产品的品种、种植技术的统一，从而所谓的浙江这边“四统一”、“八统一”就实现不了。农户为什么选择统一，农户是最现实的，他们选择统一的前提是合作社能把他们的产品的大部分卖出去，而不仅仅是少量的礼品果蔬。一方面合作社收不到统一的品种农产品，另一方面农户不愿意为少量的合作社交易量而规范“统一”。因此，能帮农户销售多少农产品便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关键所在。

       扶玉枝告诉我，金华一家果蔬合作社能帮成员农户销售100%的产品，我便问及农产品的等级分类，至于不合等级规范的下贱残次产品哪里去了。扶玉枝以图片展示与我，并讲及合作社在一个大院有个自由交易市场，农户可在其中进行交易，合作社提供服务，并按交易额收取一定比例交易费。我讲及，这和农贸市场有什么不同，她又告诉我，合作社除提供场地进行交易外，还为农户提供苗木和技术，对于种出的产品，农户可以在合作社的市场里进行交易，因此合作社是帮农户100%完成了销售。合作社与农贸市场的区别，便是农贸市场是否注册为合作社，是否为农户提供苗木和技术服务。由此合作社也可以办成农贸市场，在大市场中建立小市场，有自己的品牌优势，真因为大市场中的品质安全问题才使小市场繁荣起来。目前许多合作社缺乏市场提供功能，为成员农户提供不了销售服务，有些合作社仅仅做技术培训，而不管销售，或仅仅提供苗木而不管销售。合作社帮助农户建立交易市场很为必要，使农户委托交易或自由谈价，合作社也可以有自己的收购价，针对于礼品果蔬市场。对于残次的剩余，合作社通过建立市场形式来使得农户自我销售。

       在阎良时，科农瓜菜专业合作社的做法，使土地集中连片起来，农户在种植进行了协作。与此同时，收获季节，瓜商为求上乘的质量和较大的规模，自然而找上门来。合作社自己收购农户些礼品甜瓜，农户大部分甜瓜是足不出户而被瓜商不论残次全部收购。这种地头自发的市场形式，虽然不象金华那家合作社是有围墙的交易市场，这边市场交易也是招来了许多客商。对于交易中的服务和分歧的解决，合作社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进行维护市场，维护商誉，维护品牌。科农在地头自发的市场还需要整理规范，明确合作社和农户各自的责权利，这样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形式。

       前几天，在我拜访CARD中心徐旭初老师时，我提出以非农合作视角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合作社的责任所在解决分散经营者对接大市场问题，非农合作的手段可以为合作社所用，比如现今许多工商业的联合现象可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来启示，市场的操作手法使分散经营者更有力量。徐旭初老师对我非农合作视角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表示疑惑，他认为非农合作不一定采用合作社的形式，分散经营者也不一定采用合作社的形式，比如农户可以通过农贸市场来对接市场。合作社与农贸市场的关系，今天便在金华的例子和阎良科农的例子中得以比较，农贸市场区别于合作社在于参股人群为谁所办，是否采取罗虚代尔原则，农贸市场是否为农户产前服务，是否提供苗木和技术。由此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农贸市场可以改造为合作社，联系农户更紧密些，合作社也要借鉴农贸市场的经验，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立要更强些。而目前合作社在市场运作是普遍不足，更不用提品牌化发展。

王海明与胡思之：民哲与民科的不同命运

作者：赵简子 提交日期：2004-8-13 23:03:00 　　

　　　　关天茶舍最近发了网友“吉木子”的贴子“质疑北大改革：王海明怎么能当上教授”，我因此想起关天网友胡思之先生。我觉得他们两人在思想和写作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是命运却截然不同。胡思之是自称已经攻克了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民间科学爱好者”，可是，他作为一名上海退休工人，没有拿到国家的一分钱资助，也没有得到中国数学界的认可，甚至在网上，也没有能得到足够的尊重，被人讥为“哥猜家”。可是，王海明先生，却能够每年在国内核心刊物上甚至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这样的所谓一级刊物发表数十篇文章，能够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接连出版两本大部头著作，而且，最近，又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被评为教授，而且是在人事制度改革之后使晋升教授更加困难的情况下被评为教授的。这不能不发人深思。“王海明现象”的确折射了中国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诸多问题之所在。简子在这里简单说一说，以引起大家对中国人文学术界诸多问题的思考。

　　1，为什么说王海明是一个“民哲”？

　　　　吉木子在他的贴子里说王海明的“学术研究”带有深厚的业余色彩，本质上是一位“民哲”（民间哲学爱好者），这真是一语中的。实际上，“民哲”一词对应的是“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因为“民科”现象网上已经有不少讨论，有许多共同特征已经被揭示出来，便于人们一眼识破。

　　　　基本心理特征：

　　1， 坚信自己的所谓科学结论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2， 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基本的交流

　　3， 往往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把自己想像成正在被迫害的布鲁诺和伽利略）

　　4， 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似乎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基本行为方式：

　　1， 不遗余力的兜售自己，因为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学术交流，所以主要通过包装自己，通过学术外的手段来争得话语权。

　　2， 非常勤奋，写作速度快，产量高，不断重复自成体系的一套话语，以量取胜。

　　基本文本特征：

　　1， 新名词多，而且这些新名词与学术共同体没有多少关系

　　2， 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3， 常常把一个不大的结论夸张成天大的好事

　　4， 常常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

　　　　上述特征，其实是王海明先生与胡思之先生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吉木子的文章，以及关天茶舍上为王海明辩护的文章，都看得十分清楚。与王海明熟悉的人，对这些特征当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同。关天上为王辩护的文章，尽管笔名很多，其实只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不是王海明本人，那就是他的老婆替他上网，因为这些网上辩护文章的风格与王本人的文章风格如出一辙。

　　1， 对自己著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估，什么“自斯宾诺莎之后最伟大的伦理学家”、“自孔子以来唯一真正的伦理学家”、“可以拯救中华万民于水火”。罗尔斯与他这个“伦理学巨匠”相比，不过是“小家碧玉”等等。

　　2， 根本不能与中国哲学界、伦理学界进行学术对话。在北大课堂上经常遭到学生的耻笑，比如一次课上因不懂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基本意思出了洋相。在系内的讲演，漏洞百出，也是洋相出尽，有学生当场指出他把电磁波当成物质的属性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3， 由于无法跟学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因而有强烈的受迫害妄想。关天网上王海明或其老婆的文章把“王海明现象”定义成中华民族不懂得珍惜像王海明这样的人才，就表现了这种受迫害妄想。实际上，王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与同事很少接触，同事们谈不上与他有什么过节，大家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

　　4， 不遗余力的兜售自己。这一点是王的强项，他有这股劲头，有这股契而不舍的精神。为了发表文章，他可以不远千里，提着土特产，去看望编辑。为了出书，他可以数十次上百次的上责编家。为他写书评的周仲秋、唐代兴都得过他各种各样的明里暗里的好处，当然，某种意义上，周和唐也都是有共同志向的“民哲”。

　　5， 非常勤奋，已经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成果数量极大，但都是相互克隆。其核心论点就是“为已利他”，其核心方法论就是三段式推理，由事实推出应当。这里可参看吉木子的文章。

　　如果王海明真是一个“民哲”，那为什么能够进入中国哲学界的“庙堂”——北京大学哲学系，而且在北大进行了人事体制改革之后，晋升教授更加困难的情况下，晋升为教授？

　　2，王海明是如何进入北京大学工作的？

　　　　从北大哲学系的网上得知，王海明1950年2月2日生于吉林省白城地区镇赉县坦途镇，1984－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1986－1990在北京师范学院管理系任教，1990－1993年在海南大学德育教研室任教，1993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84年之前，和1993年之后，网上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海明是读过大学的，是吉林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据说上大学期间，还因为男女方面的事情受过处分。1984年读研的时候，他已经是34岁的老同志了。他并没有像他的研究生同学何怀宏（何也没有上过大学）那样，通过刻苦的自学，打下了丰厚的国学底子，又掌握了几门外语，成了当今中国伦理学界的一方重镇。王既没有任何国学基础，也没有外语基础，偏偏又热爱伦理学，而且偏执地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只好走“民哲”的路子。

　　　　90年代下海经商热的时候，王南下到了海南，边教书边作生意，但生意没有作好，却获得了一个到北大当教师的机会。90年代初的高校，教师经济状况惨不忍睹，各院系生产自救，往往是赔多赚少。这时候商学交易开始出现。王就是乘这个机会，承诺帮助北大马列学院拉“赞助”，进了马列学院当老师，教公共课。

　　　　王在日常生活并不能真的与人搞好关系。他属于那种对有权有势有能耐之人卑恭屈膝，而对普通百姓或同事或学生等弱势人等颐指气使的人。他在北大的马列学院呆了两年，跟同事搞不好关系。又通过拉“赞助”等办法，由马列学院调进了历史系，专门搞企业文化。历史系那时也是说不得，丢人丢到了家，为了几万块钱的赞助，就进了这么一位。所幸的是，他在历史系只呆了一年，继续采取帮助拉赞助的办法，搞定了当时哲学系一位糊里糊涂的行政副系主任，乘着当时的系主任出国不在的机会，把王从历史系调到了哲学系伦理教研室。伦理室的万俊人教授当时坚决反对，认为伦理室进这样的人实在是荒唐致极，因而与当时的室主任魏英敏（就是这位魏教授后来感叹哲学系建系90年只有王海明一人在生前享受了被专著所研究的荣誉）发生矛盾，最后愤而出走，到清华大学去当了哲学系系主任。

　　王海明从调进哲学系那一天开始，就被许多老师认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荒唐的事情。但他懂得韬光养晦，尽量不与系内教师发生交往（据说他评上教授之后吼叫着说：我在哲学系做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做够了）。结果是，哲学系教师都知道有一个不该进来的王海明，但对这个人并不十分了解。久而久之，有些人觉得他样子忠厚，不惹事生非，可能还不错，并不像伦理学室的同行说得那么不堪吧。最后，由于哲学系内部许多人事纠纷，竟让他钻了空子：2002年在伦理教研室谁都不愿意当教研室主任的情况下，系里就任命王海明当了教研室主任。而这一“荣誉”立刻又成为他向上爬的一个有力法码。

　　王海明在北大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学界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人文学术界内部评价机制严重缺位，南郭先生在北大的日子是可以很好过的，在中国其它大学也是可以很好过的，在中国学术界是很好混的。王的经历，反映了这个悲哀的现实。

　　2002年评职称时，由于系内人事矛盾职称摆不平，王又一次渔翁得利，通过了系评审委员会这一关。这个消息传来，惹怒了系里许多老师，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北大的耻辱，是北大哲学系的耻辱。他们联名上书学校，结果，王的教授职称在校学术委员会被卡下来了。

　　2004年再评职称，教授职位更加紧缺。这一次，王在系里没有通过。据说他开始到处散布说准备自杀。同时，准备了一篇给新闻媒体的稿件，控告北大哲学系不让他升教授。他把这篇稿件交给了北大校方，说要是不给他评教授，他就闹上媒体，让北大吃不了兜着走。也许是北大校方怕出事，居然最后没有经过哲学系，就糊里糊涂地让王海明当上了教授。

　　3，王海明的自我包装为什么能够成功？

　　　　据北大哲学系的老师说，王海明特别善于包装自己，从目前来看，应该说非常成功。为什么这样一位“民哲”，居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除了他本人在自我包装方面特别有“能耐”之外，有如下制度方面的原因：

　　1， 由于科学比较专业化，“民科”与“专科”之间的区别比较容易看出来，而哲学作为一项爱智的事业，其专业化程度没有这么高，“民哲”与“专哲”之间的区别不大容易看出来。在中国哲学界，有许多具有民哲特征的人高居哲学庙堂，成为哲学界有身份、有尊严的人物。这是由科学与哲学本身的差异所导致的。民哲未必不“哲”，比如斯宾格勒，就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民哲。而专哲又未必有多“哲”，中国的职业哲学工作者，90％以上实际上连哲学的门也没有入。

　　2， 中国特殊的国情，令王海明在“斯文不如扫地”的时代，轻而易举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3， 中国的人文学术单位通常缺乏西方同行那样激烈而频繁的学术交流，内在的学术评价标准有时甚至荡然无存。由于缺乏内在学术标准，评职称、评优秀成果、评科研项目时，尽管是学者和专家主持，但依然是“群盲专政”。非理性因素起主要作用。这一点，中国学人当不陌生。也因为这一点，王海明七混八混居然混上了北大教授。

　　4， 在缺乏内在学术标准的情况下，外在标准就出来了，而且由政府发布，格外蛮横。这些标准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量化，所以，像王海明这样的高产“学者”，不仅不会被淘汰，而且屡屡受到表扬呢。

　　5， 中国的学术杂志通常没有实行专家匿名审稿，而是编辑说了算，所以与编辑搞好关系，成了发表学术论文的关键，而这方面王海明是很在行的。中国没有学术出版的制度性门坎，也是由出版社、编辑非常随机地决定的。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学术出版业，一言难尽。

　　6， 中国的哲学界多半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哲由于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其学术含量较少，马哲界的教授通常是学术水平最低的。像王海明这样的高产学者，如果是在其它高校，如果是在北大的马列学院，当上教授，都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很显然，他的水平要比目前中国许多现任的马哲教授水平高。

　　7， 中国的伦理学界主流是共产主义道德理论，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说教味道，早就为青年学生所不喜。王海明只须在理论结论上恢复常识水平，就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这对王海明本人而言，当然是喜事，对中国的伦理学界，完全是一个悲剧。事实上，许多仍在苦苦挣扎的民哲，做的是与王海明同样性质的事情，比如强调“人是自私的”、“人是有欲望的动物”、“人有权利争取个人的幸福”等等，就以为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论创新，原因在于，就是这样基本的常识，官方的伦理学教科书都不肯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官方的意识形态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民哲”。

　　　　总的来看，“王海明现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但研究的目的不是贬低王海明先生本人。实际上，王升教授并不是完全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是他在中国哲学的象牙塔北京大学哲学系里升上了教授，而且是在北大大造声势地人事改革之后，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北大是网络媒体的热点话题，请大家讨论完甘朱事件后把目光转过来。如果说朱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高级错误，而王海明的问题则是一个低级笑话。

关于毕业生捐献书籍的相关几点建议

humanme     2005年  7月于贵大

毕业生离校在即，有大量的书籍需要处理。他们对此的处理方式如下：

１、自己带走；

２、用于大学生旧书市场卖出，以求经济回报，或市场历练；

３、余下的书全当废品卖了；或丢弃不管。

４、一部分学生爱心捐献，捐给勤工助学中心或团委或校志愿者协会，以用来丰富边远山村文化书籍。

　　前三者为一般书籍处置，学生自愿，不加要求；后一种为爱心奉献，不求回报，也落得精神高尚，是最高一种精神境界。但后一种能否是科学的处理方法，这种捐献的书籍能否适合边远山村的村民或中小学生阅读不为可知，因为大学生的书籍针对性很强，很专业，不一定适合农村文化的需要。

　　鉴于此，能否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书籍。

１、捐献于贵大图书馆，以弥补贵大图书馆购书不足（特别是南区），学生书籍有些是珍品，是图书馆之未有。

　　鉴于陕西省图书馆的做法，贵大图书馆要倡议公告，提倡广大学生爱心捐献，并发捐赠证书，以鼓舞高尚精神，为贵大母校给自己学生的最好留念。

　　对于给勤工助学中心、团委、志愿者协会的书籍，也需开给证明，给以证书，且证书制作精美。建议统一到图书馆门下，给出捐赠留念。

２、基于不对边远乡村的捐献，捐赠给图书助学中心或团委或志愿者协会的书，对于较多的教材书，可以于下学期通过一定渠道捐献给贵大特定专业的特困生，以省他们的书费钱；

３、基于对边远乡村的捐献，对于图书助学中心或团委或志愿者协会的书的，可作另类处置。在大学校园，可以集中捐献书籍义“举买”。如第一天统统５元，第二天４元，第三天２元，第四天１元，过了这个时间，学生怕买不到自己的所需的书，会在适当的时间购进。这种方式把书变现筹资所得，可以捐献给边远地区，让他们按自己所需购买相关科教文化书籍。

４、学校把毕业生处理书籍当成重大项目来抓，每年这个时节，就要有专门小组成立，认真组织，爱心倡导。所有工作建议统一到图书馆来做，来统一处理，勤工助学中心、团委、志愿者协会协助图书馆工作。

基于此，请学校认真考虑，所捐书籍的认真处置，科学处置；也请广大毕业生爱心奉献，积极捐献，献出爱心，收获纪念！

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胡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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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今年，我的神魂中不断闪现出耀邦的身影，引起我的反复深思。说心里话，在我接触过的党的高层领导人物中，像胡耀邦那样胸怀广阔、容异纳谏、敢做敢当、真心为国为民的人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届最高领袖人物中最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关于我所知道的他的事迹，已经写过很多。主要是从他开始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在这以前的事，比如他在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事迹，就没有提到。据我从他去世以后所看到的有关他的情况，关于这段事迹的描述也不多见，因而这篇纪念文章，我专门回述他在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情况和思想，以填補这段历史的空白。

　　总的说来，胡耀邦在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对西单民主墙是密切关注、热情支持和尽力引导的。

　　西单民主墙的由来

　　首先应当说明，西单民主墙的诞生以及当时所处的国内形势。

　　1979年2月15日，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焕春，在会议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西单民主墙剖析》。我在1979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根据这个发言，也介绍过西单民主墙的情况。

　　西单墙是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

　　“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却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这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为什么遭到汪东兴的查禁呢？理由有四。一是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时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汪说这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鸣冤叫屈；二是没有登毛主席的诗；三是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四是这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可说是一条弥天大罪，也是引起汪东兴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是中宣部理论局付局长李洪林撰写的，正好是当时已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审阅过的。事实证明，这期《中国青年》没有什么错，恰恰是办的深得人心的。

　　民主墙上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5）公开评毛泽东的功过问题，等等。形式多样，有诗词、小说，有对话，有致某人的公开信，有赞成或反对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笔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报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采，也有谩骂讥讽式的胡言乱语，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扬的等等。

　　与西单民主墙同步活跃起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民间刊物，一些活跃其间的人物也逐渐显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张贴在西单墙上，或就地散发给来往群众，人越聚越多，多达数百人，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在京的外国记者、外国留学生也跑到这里来，或采访，或与一些青年 人交谈，外国通讯社也有消息播发，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还得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统治集团被粉碎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重重高压下解放出来，强烈要求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变二十几年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独裁专制制度，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改革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进国家。

　　推动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势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就是原来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批人物。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斯大林式的一党专制，对所有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他认定的一切异已力量都打成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人原来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物，从党国元老、党政军要员到各级干部，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封为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毛泽东称自己是当年那支造反大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统帅，林彪是他的副统帅。毛泽东这种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为，弄得长期天下大乱。到“文革”后期，在他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拜托周恩来出来收拾残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干部解放出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挽救危局。就是这批人物，成为推翻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也是新时期民主改革的带头人。

　　长期担任共青团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既是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后推翻“四人帮”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是中央级老干部中首先恢复领导工作的人（他比邓小平、陈云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来）。他勇敢地担负起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的光荣使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团结一批理论战线和新闻战线的先锋人物，在一些元老们的暗中支持下，打响了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初战告捷以后，耀邦同志在1977年10月发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运动，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内的千千万万各级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并妥善地安排他们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使瘫痪多年的各项工作很快活跃起来。紧接着，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发动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样，就在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基本结束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开始了以邓小平为后盾，以胡耀邦为总书记，以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势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击受摧残的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职工和大专学生。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来身负沉冤，申诉无门，或者越申诉越受到沉重的打击。老实说，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对象还是老干部和少部分中下级干部。更为大量的中下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大专学生，仍然是鞭长莫及。他们眼看中央政策日益开明，广大干部陆续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们的冤家对头大都是中小当权派，要平反就得纠正这批顶头上司的错误，因而难之又难。所以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边，盯到中央，一时间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会城市，都涌来了成群的上诉上访者。他们除了找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各报以外，有的还把自己冤情写成大小字报，贴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随着官方报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到政治民主问题，越来越接近一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还是反动的？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种生动活泼的表现，还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民主墙应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消失，还是应当加以引导，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问题，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注重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魏京生说话的，纷纷批评人民日报。胡乔木对此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为此我同胡乔木进行了一番争辩。他虽然理屈，仍然咬定我们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过的。但我不愿意把耀邦拉进这一是非的漩涡里，回答他：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以后，我同耀邦商量，专门约请了几位法学专家来讨论。他们都认为郭文没有大错，只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上说明言论自由也是受法律约束的。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重申言者无罪，并对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煽动罪”作了具体的解释，阐明构成“反革命煽动罪”的原则。

　　这样，乔木这一大棒才算躲闪过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是如何坚持言论自由和反对以言治罪的观点。以后我们很多人坚持主张从法律中取消所谓“反革命罪”，也是这个道理。

耀邦赞成设立一个民主公园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耀邦心中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人民万岁》

　　粉碎“四人帮”的发动者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耀邦当时所致力的方向顺应潮流，是巩固和发展这两股民主势力，而且努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动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当时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使这一民主运动的潮流蓬勃发展的宏伟蓝图。能够表明耀邦这一构想的，我认为是他当时策划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就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从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长篇论著——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人民万岁》。这是曾由阮铭、林涧青主持的起草小组撰写的，林涧青是这篇文章的主笔。这篇文章紧紧抓住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摘掉“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邓纳吉”的帽子的大好时机，专门策划撰写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

　　《人民万岁》是文章的主题，整篇文章是对“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评价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同“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一样，又一次显示了人民万岁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说：“1976年“四五”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文章说“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要科学社会主义、要人民民主、要四个现代化，是运动的进程中由群众自己拟定的斗争纲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从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最鼓舞人心、最富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恰是西单民主墙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所以，文章对“四五”天安门群众运动的歌颂，实质上也是对当前西单民主运动的歌颂。文章说：“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懂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最大毒瘤……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和专制主义的残余，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变成现实。”

　　文章说：“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是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伟大演习。它为1976年‘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这篇文章精彩之处在于提出了我们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这对于我们真正搞群众运动起家的革命者来说，本来不是什么玄奥的经验，可惜多年来，我们很多“老革命”早已忘掉了。文章选择发表的时机正是围绕“西单民主墙”日渐兴盛，从而引起某些当权者开始恐惧的时候，这表明胡耀邦对待新时期民主运动的广阔胸怀。

　　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切革命者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对于人民群众这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

　　紧接着，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劳动群众非常敏感，他们最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关于清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21页）文章发挥说：“如果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了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为执政党的，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崇高声誉，那么，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如果这些人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后，却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依然不愿意在‘人民万岁’四个字上增长些真诚实意，那结果就不会是美妙的。”

　　这篇文章是写在1978年12月，当然人们无法预测到十年以后在天安门又爆发一场更为伟大的群众民主运动，连一年以后发生的全国人大取缔西单民主墙的决定也没有预见到。但是文章已经从反面鲜明地指出过，对于那些好龙的叶公们，在龙真地来到时——就是在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兴起的时候，“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文章还尖锐地向这些老爷们提出：“有些同志搞了多年革命，却很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文章的这几段话，好像早已预料到那帮左倾势力以后还会对群众民主运动进行打击和镇压，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这样一批新的领导者也注意得很不够。当然，说耀邦一点警觉也没有，那也不是事实。早在“文革”结束不久，当人们欢庆巨大胜利的时候，耀邦同志曾经这样提醒中国人民， 既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人民民主势力的又一次兴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现的曲折。胡耀邦同志早在二十几年所主持撰写的这篇历史性的佳作，越到后来，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刚刚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时，在发动平反冤假错案时，很多老同志在欢庆重新解放时，他仍然忧心忡忡。有的同志向耀邦同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党还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再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记得当时，耀邦很明确地答复：“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

　　这说明耀邦是早有预见的。可是，以后的事实也说明耀邦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责问题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问题，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问题，等等。可惜这只是很少数，大多数党内精英也没有达到这种觉悟水平，我自己当时也没有这种觉悟。

　　据我了解，魏京生被捕、西单墙被查禁的形势变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逐渐逆转，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名言，在以后正式发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了的情况，这点，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后所努力的正是发展和巩固这两股民主势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进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试想，如果当时“党内民主典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一直贯彻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所代表的群众民主运动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两股民主势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结合起来，我国新时期的民主运动将会是什么局面？ 值得深思。

　　可惜，这时，耀邦团结紫阳、万里、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他们从农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城市改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万难，逆流而进，一步一步地纠正毛泽东当政时代所造成的错上加错。看来，在这场伟大改革运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耀邦对于“四个坚持”以后中央从反左为主的总方针逐渐倒退，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力挽狂澜于既倒时，只能把自己也冲下万丈深渊了。　　

　　二十几年后，回忆耀邦同志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对待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更觉得应当永志不忘，值得深思！

1995年12月13日
魏京生被判期有期徒刑14年

　　199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魏京生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一审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魏京生早在1979年就因向外国人提供我国重要军事情报，并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在1993年9月14日被依法假释。在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魏京生又进行阴谋颠覆政府的活动。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于1995年11月21日依法逮捕了魏京生。

　　魏京生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1月23日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审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于12月1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魏京生从事阴谋颠覆政府的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予以处罚。

　　法庭审理查明，魏京生为达到阴谋颠覆政府的目的，策划并制定了行动计划，包括建立金融机构筹集经费，以便“从资金方面支持民运活动”，买下几家报纸，开办组织文化活动的公司，组织一些非政府的画展、演出、出版等活动，以建立宣传联络和活动阵地等，图谋“掀起足以动摇现政权的风波”。魏京生积极组织实施上述计划，为筹建所谓“民运银行”，买下了北京市某城市信用社的12.5%的股份，还将他亲笔书写的《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交给境外某组织负责人，并索要数1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他还以其弟名义在香港注册“生涛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在北京筹办画展，企图形成对他有利的“力量和组织”。魏京生还积极秘密串联境内外某些人，研究所谓斗争策略，策划将非法组织势力联合起来，“蓄势待发”，为阴谋颠覆政府作组织上的准备。魏京生还通过非法渠道在境外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政府，污蔑、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鼓吹西藏独立的文章，与境外敌视中国的力量和组织相呼应，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制造舆论。

　　法庭出示了魏京生书写的《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和在境外发表的大量文章、手稿等书证，宣读了证人的证言。魏京生对法庭认定的事实供认不讳。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五十二条及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魏京生委托其亲属聘请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魏京生作了辩护。魏京生也为自己作了充分的辩护。法庭辩论结束后，魏京生作了最后陈述。